唐德刚说：“如果游行之后，大旗卷起，那么胡适之那几本破书，实在不值几文。所以我们如果把胡适看成个单纯的学者，那他便一无是处。连做个《水经注》专家，他也当之有愧。”

    听了这样的话，如果有谁说，唐德刚打心眼里看不起胡适，那他肯定是错了。其实唐德刚对胡适的评价，不是一般的高。

    1977年，唐德刚《胡适杂忆》中对胡适的评价是“当代的第一人”：

    “胡适之先生的了不起之处，便是他原是我国新文化运动的开山宗师，但是经过五十年之考验，他既未流于偏激，亦未落伍。始终一贯地保持了他那不偏不倚的中流砥柱的地位。……开风气之先，据杏坛之首；实事求是，表率群伦，把我们古老的文明，导向现代化之路。

    “熟读近百年中国文化史，群贤互比，我还是觉得胡老师是当代的第一人！”

    １９８７年，唐德刚在《胡适时代，卷土重来——胡适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纪念演讲会讲稿》中，称胡适是中国的“自由神像”：

    “由于胡适的倡导，胡适的坚持，胡适的执拗，终于我们东方也有了一座自由神像，在神像上点火的代有其人，而让人顶礼膜拜的却永远是这座神像。这神像高举火炬提出四大号召：（一）言必有据的“科学”方法；（二）以“人权”以“健康的个人主义”和多党的议会政治和社会生活方式为基础的“民主”政治；（三）反对流血革命，安心于一点一滴改革实践求真理的“实验主义”；（四）以富强康乐的“美国模式”为今后改革的目标。

    简单地说，就是他所谓胡适的四大信仰：科学，民主，实验主义，美国模式。再简单一点说，就是民主与科学。这是说胡适划时代的基本思想，也是他为中国指明的方向，现代化的方向。他说五四所开创的时代可以说是“胡适时代”。他看到大陆思想解放，台湾解除戒严，所以说，“胡适时代”卷土重来了！

    “１９９０年，唐德刚在《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又有了新的说法，说胡适是中国古往今来的百位文化伟人之一。

    他说：“近百年来现代西方各种新制度的挑战之下，我们传统中国那套老生活方式搞不下去了。我需要一个适合“现代”的新的民族意识，和一个崭新的生活方式。在寻觅这个新意识、新方式的无数贤达之中，适之先生实在是一位最全面，也最有成绩的，继往开来的大师。因此这个“胡适的幽灵”，今日还在海峡两岸，大显其圣。他也是今日斯民所仰，恶魔所惧的最大神灵。对这座偶像，我们应该焚香顶礼到底。”

    他特别强调，中国因为没有上帝，所以“圣贤”的作用特别重要，他们的思想对民族文化影响最为深远。这也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唐德刚看来，在这个世界走向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大时代，最能继往开来的正是“充分世界化”的胡适之，不是别人。

    1950年4月29日，胡适的老朋友、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教授，写了一封公开信给胡适。信中介绍解放后北京各学校和学术界的情况，“很诚挚的”劝告胡适“正视现实”“幡然觉悟”，“回到新青年的行列中来”，批判“过去所有的学识，拿来为广大的人民服务”。

    这封信最先刊登在5月11日《人民日报》上，不久，又转载于香港报纸，6月间便有英文译本传到各地。

    胡适得读以后，引发了“考据癖”，考来考去，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信中有关书信日期又有错误，故断言此信百分之一百是别人借用陈垣的名义假造的。于是1950年1月9日，胡适作《共产党统治下决没有自由——跋所谓〈陈垣给胡适的一封公开信〉》，发表在台北的《自由中国》上。

    胡适此文全文如下；

    在民国卅八年五月里，香港的供馋挡报纸上，登出了一封所谓“北平辅仁大学校长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

    在六月里，这封信的英文译本也在香港传到各地。

    这几个月以来，这封“公开信”时常被供馋挡人或他们的同路人引用。

    引用最多的是其中的这一段：“你说‘决无字油’吗

    我现在亲眼看到人民在字油的生活着，青年们字油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字油的研究着。

    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字油。

    我在海外看见报纸转载的这封“公开信”，我忍不住叹口气说：“可怜我的老朋友陈垣先生，现在已没有不说话的字油了

    有许多朋友来问我：这封“公开信”真是陈垣先生写的吗

    我的答覆是：这信的文字是很漂亮的白话文；陈垣从来不写白话文，也决写不出这样漂亮的白话文：所以在文字方面，这封信完全不是陈垣先生自己写的；百分之一百是别人用他的姓名假造的。

    试看我引在前面的那一段里，有这些句子：“人民在字油的生活着”、“青年们字油的学习着，讨论着”、“教授们字油的研究着”，这封信，还有同类的句子：“青年的学生们却用行动告诉了我，他们在等待着光明，他们在迎接着新的社会。

    又有：“新生力量已经成长，正在摧毁着旧的社会制度。

    陈垣先生决不会用这种“在生活着”、“在等待着”、“在迎接着”、“在摧毁着”的新语法，他更不会说“学生们都用行动告诉了我”一类外国化的语法。

    陈垣先生的著作，我完全读过。

    我身边还有他前年去年写给我的几封信。

    我认识他的文字，所以我敢断定他决不会说“用行动告诉了我”、“记忆清楚的告诉我”一类的新语法。

    他也决不会说这样的句子：“你并且肯定了我们旧治学方法。要肯定的说，只有在这解放区里才有真正的字油。”

    陈垣先生若能这样运用“肯定”一类的新字典新结构，那么我就真不能不佩服他老人家“学习“的神速了。

    所以我说，从文字的方面来看，这封信的白话文是我的老友陈垣先生从来不会写的，完全是别人冒用他的姓名写的。

    但是，从内容的方面看来，我不能不承认这封信里的材料有百分之十左右很像是根据陈垣先生的一封信。

    最明白的是这信的第一段：“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讨论杨惺吾邻苏老人年谱中的问题，信末说：‘夜写此短信，中间被电话打断六次之多，将来不知何时才有从容治学的福气了’接到这封信时，围城已很紧张，看报上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真使我觉得无限惆怅。

    这一段里面有这些真实材料：（一）卅八年十二月十三夜，我有一封论学的长信，提到杨惺吾（守敬）自撰的《邻苏老人年谱》。

    （二）此信末的三十三个字，我没有留稿，但文字大致不错。

    因此我猜想陈垣先生大概曾受命令，写一封信给我，其中有这一段。

    这封信是用古文写的，因为陈先生不会写白话文。

    这封信到了北平供馋挡手里，供馋挡的文人就把这封信完全改成了白话，又把这信放大了许多可做宣传的材料，就成这封“公开信”了。

    就拿这开篇第一段来看，这里面就露出改写的痕迹，就露出伪造的证据。

    我写信给陈垣先生是在十二月十三夜，写完已在半夜后了。

    信是十四日寄出的；我是十五日下午四点以后才飞离北平的。

    十六日的报纸才登出我南飞的消息。

    然而这封“公开信”开篇就说：“去年十二月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我写信总在信尾标明年月日；这封信也标明“卅八，十二，十三半夜。

    陈垣先生当然知道十二月十三夜他决不会“得到”我十三夜的信，但改写这信的供馋挡文人当然不主意这些小问题，所以他随笔改写白话时，先说“十三夜得到你临行前的一封信”，下文又说，“当我接到这信时，看报说你已经乘飞机南下了。

    作伪的人不知道，从十三夜看到报纸说我南行，中间已隔了三夜两天半。

    所以我说，这封信开篇第一句就露出作伪的痕迹。

    改写这封信的人当然是以为聪明的文人，熟悉供馋挡的思想路线。

    可惜他太聪明了，太熟悉中供思想路线了，所以他把这封信改写得太过火了，就不像陈垣校长了

    这信上说：“我最近就看了很多很多新书，这些书都是我从前一直没法看到的，可惜都是新五号字，看来太费力，不过我也得到一些新的知识。

    这一段有两句话，很可能是这一位七十岁老人的口气。

    但改造这信的文人借这机会宣传那“很多新书”，越说越过火了。

    例如他说史诺的《西行漫记》，有这些妙语：“我爱这本书，爱不释手，不但内容真实、丰富，而且笔调动人，以文章价值来说，比《水浒传》高得多。

    我想援庵老人不会替史诺的书对我作这样过火的宣传罢

    更有趣的是他特别提到《萧军批评》：“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

    萧军是东北人，他回到东北，眼看见苏联军队的横行，眼看见东三省人民遭受的痛苦，他忍不住写了一些婉转的公道话。

    因此，他触怒了中供，于是挡中的文人群起攻击他，中供中央逼他公开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萧军批评》是供馋挡实行杀鸡警告猴子的一本书。

    陈垣先生何必要对胡适宣传这本小册子

    他何必要对胡适诉说他的忏悔，他的“不断的改正”

    叫七十多岁的有名学者陈垣公开的说，“读了萧军批评，我认清了我们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容易犯的毛病，而且在不断的研究，不断的改正。

    这正是供馋挡自己供认在他们统治之下，决没有字油，决没有言论的字油，也没有不说话的字油。

    所以我说，假造陈垣公开信的那位挡作家太聪明了，不免说得太过火了，无意之中把这位辅仁大学校长写作一个跪在思想审判庭长面前忏悔乞怜的思想罪犯—这未免太可怕了

    再看下去，这信上说：“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

    又说：“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很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且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

    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

    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想所限制。

    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

    这更可怕了

    在供馋挡的军队进入北平之后三个月，七十岁的史学者陈垣就得向天下人公告，他的旧治学方法虽然是“科学的”，究竟“是有着基本错误的”

    他得向天下人公告，他已“初步研究了辨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确定了今后的治学方法

    所以我说，这封“陈垣给胡适的公开信”最可证明供馋挡之下决没有学术思想的字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