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日，胡适在北平中央电台发表了《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广播演说。胡适指出，几百年来，由于世界交通日益便利，世界文化逐渐趋向混同一致，在这个自然的趋势里，可以看出世界文化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的生活程度。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的独立的人格。”

    关于第一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即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减除人生的痛苦，胡适在讲演中言道：“这个世界文化的最重要成分是三四百年的科学成绩。有些悲观的人，看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看了最近几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常常说，科学是杀人的利器．是毁灭世界文化的大魔王。他们听了两个原.子.弹毁灭了日本两个大都市，杀了几十万人，他们就想象将来的世界大战一定要把整个世界文明都毁灭完了，所以他们害怕科学，咒骂科学．这种议论是错误的。在一个大战争的时期，为了国家的生存，为了保持人类文明，为了缩短战争，科学不能不尽他的最大努力，发明有力量的武器，如第二次大战争里双方发明的种种可怕武器，但这种战时工作；不是科学的经常工作．更不是科学的本意。科学的正常使命是充分运用人的聪明才智来求真理；求自然界的定律，要使人类能够利用这种真理这种定律来管理自然界种种事务力量，譬如叫电气给我们赶车，叫电波给我们送信，这才是科学的本分，这才是利用科学的成果来增进人生的幸福。

    “几百年来的科学成绩，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做去的。无数聪明才智的人．抱着求真理的大决心；终身埋头在科学实验室里，一点一滴的研究，一步一步的进步，几百年继续不断的努力，发明了无数新事业、新理论、新定律，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一个科学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人类的病痛减少了！人类的传染病在文明国家里差不多没有了，平均寿命延长了几十年，科学文明的结果应用到工业技术上造出了种种替代人工的机器，使人们可以减轻工作的劳力，增加工作的效能，使人们可以享受无数机械的奴隶服侍。总而言之，科学文明的结果使人类痛苦害减除．寿命延长、增加生产；提高生活。

    “因为科学可以减除人类的痛苦，提高人生的幸福，所以现代世界文化的第一个理想目标是充分发展科学，充分利用科学，充分利用科学的成果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近世科学虽然是欧洲产生的，但在最近的三十年中，科学的领导地位，已经渐渐的从欧洲转到美国了。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是世界公有的。只要有人努力，总可以有成绩，所以新起来的国家如日本，如苏俄，如印度：如中国，有一分的努力，总可以有一分科学成绩，我希望我们在世界文化上有这种成分。”

    关于第二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即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生活程度，胡适在讲演中言道：“‘社会化的经济制度’就是要顾到社会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的经济制度。最近几十年的世界历史其一个很明显的方向，就就是无论在社会主义的国家，或者在资本主义的国家，财产权已经不是私人的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了。社会大多数的利益是一切经济制度的基本条件。

    ‘美国英国号称资本主义国家、但他们都有级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前四年的英国所得税，，每年收入一万镑的人，要抽百分之八十，而每年收入在二百五十镑以下的人，只抽百分之三的所得税。同年美国所得税率．单身人（没有结婚的）．每年收入一千元的，只抽一百零七元，每年收入一百万元的要抽八十九万九千五百元，等于百分之九十的所得税。这样的经济制度，一方面并不废除私有财产和自由企业，一方面节制资本，征收级进的所得税，供给全国的用度，同时还可以缩短贫富的距离，这样的经济制度可以称为「社会化的」。此外如以保障劳工组织，规定最低工资，限制工作时间！用国家收入来救济失业者，这都是「社会化」的方法。英国民族在各地建立的自治新国家，如澳洲．如纽西兰，近年来都是工党当国，都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方法。英国本身最近在工党执政之下，也是更明显的推行经济制度社会化。

    “美国在罗斯福总统的十三年的「新法」政治之下，也推行了许多「社会化」的经济政策。至于北歇西欧的许多民主国家，如瑞典、丹麦、挪威，都是很早就实行各种社会化的立法四家。

    这种很明显的经济制度的社会化，是世界文化的第二个共同的理想目标。我们中国本来有「不患贫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我们更应该朝这个方面多多的努力，才可以在世界文化上占一个地位。

    关于第三个共同的理想目标，即民主的政治制度，胡适在讲演中言道： “我是学历史的人，从历史上来看世界文化上的趋向，都是民主自由的趋向，是三四百年来的一个最大目标．一个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的反自由，反民主的集体专制的潮流，在我们个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波折，一个小小的逆流。我们可以不必因为中间起了这一个三十年的逆流，抹煞那三百年的民主大潮流，大方向。

    “俄国大革命，在经济方面要争取劳农大众的利益，那是我们同情的。可是阶级斗争的方法，造成了一种不容忍，反自由的政治制度，我认为那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站不住，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他，结果是三十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三十年的苦斗，人民所得的经济利益，还不如民主主国家从自由企业与社会立法得来的经济利益那么多．这是很可惋惜的。

    “我们纵观这三十年的世界历史，只看见那些模仿这种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制度，一个一个的都被打倒了，毁灭了。今日的世界，无论是在老文明的饮洲．或是在新起的亚洲，都还是朝着争民主、争自由的方向走。印度的独立，中国结束一党专政，都是显明的例子。

    “所以我毫不迟疑的说：世界文化的第三个目标，是争取民主，争取更多更合理的民主。”

    胡适的讲演播出后，正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的陈之藩，被这一演说深深吸引。那时候的陈之藩正感觉国家动荡飘零，前途渺茫，在听了这番演说后，陈之藩颇有感想，对演说中的“世界民主大趋势”也有许多疑问，便给胡适写了一封长达万字的信。

    而此时，胡适的这一演说也引起了一些人的抗议和批评。8月24日，胡适又写成《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进一步阐明自己的立场：“第一，我深信思想信仰的自由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社会改革文化进步的基本条件。……第二，我深信这几百年中逐渐发展的民主政治制度是最有包含性的，可以推行到社会的一切阶层，最可以代表全民利益的。……第三我深信这几百年(特别是这一百年)演变出来的民主政治，虽然还不能说是完美无缺陷，确曾养成一种爱自由、容忍异己的文明社会。”胡适说这三点是自己“偏袒”世界民主自由大潮流的主要理由，他相信这个潮流将来“一定获胜”，而那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运动只是近三十年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逆流。胡适坚认为：“我们必须选定我们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

    胡适告之陈之藩，这篇文章也是给他的回信。陈之藩仔细阅览了这篇文章，对于文中胡适先生表达的“基本立场”，十分信服。在接下里的一年多的时间里，陈之藩前前后后给胡适写了十三封长信，胡适也一一回信，两人在来信和回信之间，结成了忘年之交。

    陈之藩(1925年—2012年)，字范生，河北霸县(今霸州)人，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取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后，又前往英国剑桥大学取得哲学博士。曾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波士顿大学及中国台湾的成功大学，同时也是香港中文大学电机系创系的系主任。陈之藩是一位科学家，但他散文家的名声，却并不比他作为科学家的地位差，他的散文作品入选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

    1948年，陈之藩毕业后在台湾制碱公司修理马达，同时受邀担任自然科学组的编审，亦和好友创办了杂志《学生》，翻译英国的诗歌（即后来出版的《蔚蓝的天》）。

    那个时候，胡适正寓居美国，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思德东方图书馆馆长后被解雇，通过写作和演说获得的收入有限，生活过的十分颓败困窘。1954年胡适回台湾后，与陈之藩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会面，老友见面，胡适和陈之藩都很激动高兴。

    在与胡适的谈话之间，陈之藩调侃自己连从台北到高雄的票都买不起，去美国是做梦都不敢想的。无心之言，却被胡适记在了心上。胡适回美国后，立马给陈之藩寄来了两千四百元的赴美留学保证金。收到支票后的陈之藩也没有让胡适失望，通过撰写物理教科书获得了一笔足够去美国留学的路费，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来陈之藩在曼菲斯城任教，开始偿还胡适借给他的钱款。在1957年，胡适给陈之藩回信道：

    “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